读书笔记|《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古罗马晚期的王权与基督教（一）

引言

关于基督教如何在罗马帝国兴起的叙述和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上帝的大能，或者基督教自身的优越性，以及基督教的道德如何在罗马帝国腐化的社会和异教中脱颖而出，从而俘获人心这几种观点。当然不能说上述说法没有道理。如果仅仅从基督教一方面来审视这个问题，显然容易让基督教产生一种惰性和傲慢，认为基督教并没有付出多少行动，就成功俘获帝国大众，包括那些知识分子和上层贵族精英，这容易为今天被动状态提供借口。

对于基督教的兴起那些光彩或者不光彩的历史实情，不少传统教会的基督徒们往往不愿意了解。但是历史的整体画面，绝不会是一种单一平面的景象，而是多元丰富的故事。了解基督教兴起的细节，还原基督教与当时帝国处境的互动与博弈，会为我们带来对基督教的新认识，也为我们提供当下基督教与社会互动的出路。读史能使人明鉴，只有在历史中汲取智慧，才能有能力判断当下和未来。

一

在我们的概念中，罗马由共和制走向帝制的时候，专制就开始了。谈到专制，这很容易让我们受到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学中皇帝金口玉言的桥段影响，认为在帝制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完全是皇帝一个人说的算。这种观点同样来源于戏剧“大历史”的观念，因为在戏剧中，我们关注的焦点聚集在有限的舞台上，聚焦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主角矛盾发展上，很少会去考虑一个帝国运作的模式和细节。

诸如劳模皇帝朱元璋，废除宰相，万事亲力亲为，每天起早贪黑，但是他的勤奋如果没有一干帝国官员的协调，仅凭他一己之力，显然无法运转整个帝国。因此，这可能告诉我们一个概念，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专制的帝国，专制权力的运转效率，可能会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而越来越低，越来越受到地方和距离因素的影响。而对于那些小团体而言，完全专制才能存在。因此对于疆域广大的罗马帝国，皇帝陛下不能完全依靠自己或者御前会议来决断整个帝国事务的方方面面。

显然，皇帝的权力在这种庞大的帝国面前，必然不能自己独自掌管，他必须与其它人分享这一权力，并从权力的分享中给予那些协调者好处。我们也许用一个不恰当的词语，也就是权力的转租，借以给予转租者利益的模式，来共同控制社会。这一点我们在圣经中不难发现，最常见的也许是税收权的转租，或者叫承包，犹太人精英群体中，有许多家族是国家税务承包者，并依靠这个发家致富。

因此，总结起来，皇帝个人的有限性，也意味着皇权并不是万能的，他必然受到限制，也必然不能自己一人独揽。这些因素包括距离、地方士绅精英，地方宗教文化，皇权代表的能力等。这其中帝国平民的作用会掌握在地方士绅手里，地方士绅精英可以调动平民的注意力，来抗议或者支持皇权的实行。但是地方士绅精英与皇权代表，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维持社会等级的稳定，来压榨平民的收入。因此，地方精英监管与皇权代表有矛盾，但是合作却是主流。

首先，我们应该看看帝国疆域的广大是怎样影响帝国权力效力，以及精英们又是怎样利用这种疆域广阔所带来的皇帝意见漫长传递过程来达到自己目的的。

这里有必要详细说明基督教的例子。一份记录亚历山大里亚牧首西里尔在主导将聂斯托利派定位异端并予以驱逐的秘密备忘录，显示了西里尔利用疆域广阔的因素将聂斯托利派击败，并用大量财富贿赂皇帝身边的权臣，以防止其改变主意。

在公元431年6月举行的影响基督教的以弗所会议上，西里尔主导了会议，并快速地将聂斯托利派定罪。请记住这个时间，当时正值盛夏，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而聂斯托利派的代表在克服了炎热，在路程上耗了30天之后，终于抵达以弗所的时候，他们发现西里尔已经采取了行动，在大会上割除了他们的职务。聂斯托利派代表艰难而痛苦地返回安条克，等待着皇帝代表去执行割除约翰职务的信息。

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距离帮助了西里尔达成目的。现在距离开始成对西里尔不利，因为在皇帝代表抵达安条克的这漫长时间中，皇帝极有可能会因为自己或者身边近臣的影响而改变主意，毕竟聂斯托利在朝中还是有支持者的。因此，为了应对这种不利条件，西里尔开始撒钱以求平安，我们有必要原文引用这些他给与朝中大臣的“祝福”：1080磅黄金（77760枚金币，相当于38名主教的年俸，或者1.9万人一年的衣食费用）将易手，还有24条地毯、25条羊毛壁毯、14条挂毯、24顶丝绸幔帐、18副窗帘、28只靠垫、60只矮凳（8只为象牙制造）、14把象牙高背椅、36副宝座套、12副门帘和22块桌布。比如，禁卫军长官的妻子将得到100磅黄金（相当于4名主教或1800个穷人一年的花销），他的法律顾问则得到50磅。至于顽固不化的克昌塞洛斯，“为了让他不再反对我们，我们不得不送给他两倍的礼物：6条大的羊毛壁毯、4条中等的和4条大的地毯、8只靠垫、6块桌布、6副大的编织门帘、6副小门帘、6只矮凳、12副宝座套、4副大的窗帘、4张象牙宝座、4只象牙矮凳、6条波斯帷帘、6块大的象牙板、6只鸵鸟蛋……如果帮助我们，他将从克劳狄阿努斯[Claudianus」爵士手上得到200磅黄金”。（17-18页）

为了教会的稳定，主教付出了小小的财富。这其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以弗所会议背后的细节，也能体会到距离在王权执行过程中的效力，以及精英们是怎样利用距离来使用王权的。

地方士绅精英在帝国权力的执行中，同样有着利益博弈。帝国对地方的权力的象征，是象征和代表皇帝的总督，由他代表帝国管理地方。然而一个总督到地方之后，如果没有地方士绅精英的协助，他同样寸步难行。那些被孤立的总督，一般都没有好的下场，因为帝国权力贯彻不利，或者被人检举，都能让总督失去职位。这些地方精英中既包括当地的士绅，也包括得到皇帝赏赐和赐予名誉身份告老还乡的人。

为了削弱这些士绅的权力和影响，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定为国家之后，开始关闭地方宗教场所，而正是这些宗教场所，让士绅们发挥着他们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主持这些宗教场所的各种纪念日或者其它仪式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影响力。而君士坦丁在关闭了地方宗教和文化场所之后，这意味着帝国权力通过削弱地方多样性的方式，来消灭地方独立意识对皇帝权力的稀释。

在这种地方与帝国权力的格局中，帝国在稳定中前进。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的道德很难发挥主动或者高于皇权的劝诫作用，他们只能察言观色地，处境化地行动，对总督或者帝国中枢施以有限的影响。但是也正是在这种格局中，在帝国王权与地方的博弈中，为基督教的发展以及对权力的影响带来空间。

图书信息：【美】彼得·布朗《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王晨译，三联出版社，北京，2020年5月